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以及以之为指导制订的经济政策，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价值观。研究邓小平的经济价值观对于深入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十分注意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目标的确立，并对它不断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实践经验的逐步丰富，邓小平同志最终在南方谈话中把这一价值目标层次分明地确定下来：实现现代化的最基础和最根本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增强综合国力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这三个因素作为衡量是非功过和成败得失的标准，激励着我们朝着以共同富裕为前提和特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迈进。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经济史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四个方面看，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经济价值目标的提出和确立既是一种创新，也引起了一场思想上的解放和革命。但是，价值目标的提出和确立，并不等于价值目标的实现，要实现，需要一系列的经济价值观上的创新和转换。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目标，邓小平同志不拘泥于前人，不唯书本，提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前，人们有一种对富的本能惧怕和排拒，以至到了谈富色变的地步。人们毫无道理地把富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把穷留给了社会主义。这导致了极其有害的价值判断：致富有罪，致富可耻；贫穷保险，贫穷光荣，以为这是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坚持了社会主义立场。现在看来，这是荒谬至极的逻辑，但它却是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和参照标准。
在邓小平看来，“致富不是罪过”，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判断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令固守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人难以接受的观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邓小平关于弃穷求富的经济价值观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当然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在论证社会主义穷富观时，以如下四点认识为前提：一是这里的富是劳动致富、管理致富和科学致富；二是富的最终目标是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把贫富悬殊定格化、模式化有本质区别；三是先富裕起来的个人和地区有责任和义务帮助由于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的原因而贫穷的个人和地区；四是先富裕起来的为共同富裕打基础、探路子。
社会主义贫富问题解决以后，内在逻辑的强劲要求是：如何致富？邓小平虽然在七十年代中期曾因倡行发展生产力而横遭批判，但他复出后并未因此而心有余悸，而是仍以战略家气魄，大声疾呼，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到社会主义本质和国际竞争、国际生存条件的高度来认识，主张要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
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所以，手头东西多了，处理问题、矛盾时就处于主动地位。这种日常生活真理式的价值判断，以最朴实真切的形式，回答和支撑了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问题。
实践证明，使人民由穷变富，阶级斗争的办法事与愿违，在不少的时间里是帮倒忙，“穷过渡”的办法也不行，公有化程度的人为拔高调动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实在最有效的办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感于苏州人提出人均产值八百美元所具有的社会价值，邓小平提出：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一千美元。这就是邓小平一再提到的“翻两番”，这也是邓小平主张的初级阶段的富。
实际上，统计数字只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邓小平真正关注的是这些统计数字所包含的经济、社会价值：人民生活水平会有很大提高，综合国力会极大增强，可以有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国防和教育，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也会实质性地加强。“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解决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是邓小平更大的理论贡献。邓小平提出的一整套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与方法，是他的经济思想，而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思路和办法解决问题，则是他的经济价值观。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体现于诸多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够把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严格区分开来。正是在这里，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拓了广阔天地，使被不必要的争论拖累了几十年的中国人，再也不用为没有实际价值的“严重”理论问题而大伤脑筋、大伤元气。
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但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在邓小平以前，还没有人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把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途径和手段看待。因为按照传统观念，人们一直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进而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等同起来。邓小平首先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区分开来，认为它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邓小平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具体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邓小平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把市场经济的制度性价值与体制性价值作了严格区分，这不仅使市场经济恢复了历史存在的真实面目，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时不我待的紧要历史关头，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把全部精力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上。二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严格区分开来，这不仅可以使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移易、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选择的意识。三是既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能划等号，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于我们有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吸收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这可以使我们不犯因噎废食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对外开放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其次才被我们视作经济问题。虽然我们并没有像看待市场经济一样，把对外开放与向资本主义制度投降等同起来，但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总认为对外开放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说不清道不明又不能证明为无的关系。邓小平的伟大和过人之处在于，他并不这样看待对外开放问题，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对外开放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性质，它只不过具有手段的功能和价值。这也就是说，对外开放绝对不会损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反而会有益于我们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就必须开放。邓小平如此看待对外开放的根据何在呢？在邓小平看来，这至少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根据。从反面的根据来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从正面的根据说，对外开放一方面确实会使外国资本家赚取利润，与此相伴而行，一些腐朽丑恶的东西也会踏进我们的国门，但是，它更有远远大于坏处的好处，仅从经济方面说，国家可以增加税收，工人可以得到工资，还可以向外国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借机可以获得资金，打开国外市场，更有效有力地参与国际竞争。更为可贵的是，对外开放可以使我们获得其他途径无法得到的信息。
在解决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时，邓小平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价值观：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经济体制可以选择。在这个层次上，选择的标准不是姓“资”或姓“社”，而是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邓小平运用这一经济价值观作为方法论成功地解决了计划与市场、闭关自守与对外开放的问题，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也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样负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并且，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的经济价值观使我们在保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刚性的同时，在经济体制的层面上更具有弹性，这意味着：第一，为经济体制创新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和经济价值观前提；第二，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使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常规化、体制化，使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有了体制保障；第三，它也为衡量和解决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关的意识形态争论划定了范围，提供了判断标准。
西方一位哲人在列宁逝世不久曾指出：他的理论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之中的现实意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它总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理论家和实践家这两个词最严格意义而言，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位深刻的实践哲学家，一个热情地将理论变为实践的人，一个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变为实践、实践变为理论的关节点上的人。今天，我们把这个评价用于邓小平，同样妥恰，在经济思想和经济价值观两个方面，情况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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